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聚焦依法治國環境法治：新常態下醞釀新突破
發布時間：2014-10-21 信息來源：內蒙古黃河能源科技集團 瀏覽：687次
根據議程，會議將對依法治國做出頂層設計，推進科學立法、嚴格執法、公正司法、全民守法，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。
這是中央全會首次專題聚焦依法治國，是我國民主法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。作為“五位一體”總體布局重要組成，生態文明建設由此將獲得全新動力。
“理國要道，在于公平正直。”環境保護部部長周生賢強調要構建環保工作的“四梁八柱”，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在于，以新修訂的《環境保護法》實施為龍頭，形成保護生態環境的法律法規體系。
從國家到地方，我們都已經在環境法治方面做出了很多有益嘗試和探索。隨著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做出進一步部署，環境領域的依法治國從理論到實踐都將提升至一個全新水平。
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，經濟社會步入新常態，環境保護和環境法治正面臨新情況，也正在醞釀新突破。正因為此，我們對正在召開的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有了更多的期許與憧憬。
環境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，引領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砥礪前行。盡管這條法治之路并非一帆風順，但依靠法律手段推進環境保護的探索一刻也未停歇
“法令行則國治，法令弛則國亂”。一個國家采取什么樣的環境法體系框架，與其法律傳統、環境問題的特點與現狀以及環境法的立法沿革密切相關。
翻閱我國環境保護的歷史，不難發現這樣一個規律，從理論到實踐，環境保護領域的每一步重大進展、每一次重大變革，都伴隨著法律法規體系的不斷完善。
截至2012年10月，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了環境保護法律10件、資源保護法律20件；國務院頒布了環保行政法規25件；地方人大和政府制定了地方性環保法規和規章700余件；國務院有關部門制定環保規章數百件；國家還制定了1000余項環境標準……
新一屆黨中央和中央政府成立以來，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被置于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，環境立法、執法、司法都呈現出了新的理念、新的突破。
保護優先、預防為主、綜合治理、公眾參與、損害擔責等原則越來越得到認可，越來越成為共識。
數據顯示，我國環境法律占全部法律的10%左右，環境行政法規占全部行政法規的7%左右，環境法律門類越來越齊全，結構越來越完整。
橫向來看，這一體系涵蓋污染防治、自然資源保護、生態保護、資源循環利用、節能減排、防災減災等多個門類。
縱向來看，這一體系包括法律、行政法規、地方性法規、部門規章、地方規章、國家標準等多個層次。
事前預防、行為管制和事后救濟三大類環境法律法規的完善，標志著我國環境法律制度框架已經基本形成，各環境要素監管主要領域已得到基本覆蓋。
今天，當我們重新審視這條從無到有、由弱變強的環境法治之路時，依然有很多值得總結之處。
——這是順應時代變革的調整。
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在不同發展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特征，需要環境保護不斷調整重點，需要環境法律法規做出相應調整。
1979年，《環境保護法（試行）》頒布實施，我國的環境保護開始走向規范化，呼應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；
1989年，《環境保護法》頒布實施，我國的環境資源法律開始朝著體系化的方向邁進，呼應接下來開始的市場化改革；
1997年，黨的十五大之后，環境立法速度大大加快，呼應依法治國方略的深入實施；
2014年4月，新修訂的《環境保護法》審議通過，呼應提升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改革目標；
今后，還將有更多的環境法律法規標準出臺、完善，以呼應經濟社會新常態的新特點、新要求。
——這是尊重發展規律的探索。
當人與環境的平衡關系出現偏差時，以《環境保護法》為龍頭的環境法律不斷做出調整；
當保護與發展的關系需要重新界定時，新修訂的《環境保護法》明確提出“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”；
當違法與守法的成本需要重新調整時，“兩高”司法解釋大大降低了環境犯罪門檻；
……
隨著一系列法律法規的修訂，環境法律的理念更新，措施更實，要求更高，處罰更嚴，責任更明，權力更清，環境保護實踐在法治道路上不斷深入。
環境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，深深根植于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的偉大實踐中。盡管這個探索過程并不總是順暢，但完善環境法律體系的努力一刻也未中斷
一段時間以來，我國面臨的環境資源問題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復雜，面臨的環境壓力比任何國家都大，解決起來也比任何國家都困難。
換一個角度來看，這恰恰為創造性地推進環境法治提供了契機。環境法治不斷完善的背后，是環保實踐中不斷發現新問題，不斷孕育新理念，不斷祭出新舉措……
環境法治完善的壓力源于環境問題的倒逼——
改革總是由問題倒逼的，環境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也是如此。
先看立法：《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》的實施，源于養殖污染越來越突出；《城鎮排水與污水處理條例》的出臺，源于城鎮化過程中地下管道建設嚴重滯后；《排污費征收使用管理條例》的完善，源于排污費與治理成本“倒掛”……
再看執法：因為地方保護主義嚴重影響環境執法，法律對政府環境責任的界定越來越明確；因為環境執法“沒有槍，沒有炮，只有沖鋒號”，環保公安應運而生……
還有司法：當環境資源糾紛數量加速增長時，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專門的環境資源審判庭，各地人民法院也在環境資源司法專門化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，眾多環保法庭、合議庭相繼出現。
事實證明，正是這一個個新問題的不斷出現，倒逼環境法律做出新的規定，給出新的規則。
環境法治突破的動力源于環保實踐的探索——
在環境保護實踐中，我們探索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，并通過法定程序成為法律規定，環境保護的豐碩經驗一條接一條地銘刻在光輝的法典之上。
其中，有保護優先、排污許可，有信息公開、誠信檔案，有生態補償、聯防聯控，有總量控制、流域限批，有按日計罰、查封扣押……
上述很多措施，有的是環保部門和社會各界在環保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經驗，有的是環保部門和社會各界為了解決環境問題長期呼吁的。
在獲得正式法律授權之后，這些措施從局地走向全國、從行政手段上升為法律要求，正在或即將發揮更大的效用。
今后，還將有越來越多的環境管理和環境執法經驗成為法律規定，越來越多的做法獲得法律授權。
環境法治深化的活力源于地方立法的活躍——
在國家層面環境法治不斷健全之際，地方層面的立法也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。
在《大氣污染防治法》剛剛啟動修訂之際，《北京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》、《陜西省大氣污染防治條例》、《上海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》等均已經開始實施。
《河南省減少污染物排放條例》、《河北省減少污染物排放條例》、《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條例》、《遼寧省機動車污染防治條例》、《四川省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條例》等地方法律法規也都已經開始實施。
截至2013年7月，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并在環境保護部備案的地方標準共126項，其中北京獨占34項；山東率先在全國實行了最嚴格的水污染物統一排放標準，制修訂火電、鋼鐵等5行業大氣污染物地方排放標準。
……
地方環境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的不斷活躍，一方面能夠讓國家層面的法律法規更好地落地，另一方面也為國家層面的立法執法提供了鮮活樣本。
環境法治前行的合力源于環保實踐的啟發——
近年來，推進環保工作，一條重要經驗就在于堅持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。
我們還記得，早在2008年，《環境信息公開辦法（試行）》就正式施行。這是繼國務院頒布《政府信息公開條例》之后，政府部門發布的第一部有關信息公開的規范性文件。
如今，這一理念和做法已經被越來越多地引入環境立法。
我們注意到，近年來幾乎所有環境法律、法規和標準的制修訂，都更加突出了民本思想。一方面，制修訂的出發點是保障公眾健康；另一方面，制修訂的過程更加強化了公眾參與。
新的《環境空氣質量標準》充分考量了公眾意見和建議，最終將PM2.5等納入監測指標；《環境保護法》先后四審，反復調整內容；《大氣污染防治法》也開始征求意見……
集民意、匯民智。一條條建議，背后是公眾參與立法的真實寫照；一次次審議，背后是環境保護開門立法理念的不斷深入，是對公眾健康的尊重。
今后，開門立法之門只會越開越大，每一部環境法律的制修訂、每一項環境標準的制修訂，公眾都會參與進來，而且這種參與的程度還將越來越深。
新常態下的環境法治呼喚新的突破，也正在醞釀新的突破。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聚焦依法治國，法治環保的總體規劃及戰略遠景都將隨之變得愈加清晰
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。改革開放越往深處發力，全面落實依法治國方略就越顯緊迫。
我們無需回避，當前，環境法律法規標準體系還存在不少問題，與推動經濟轉型的要求還存在較大差距。
在立法方面，某些領域尚存立法空白，對違法行為懲罰力度整體依然偏弱，約束政府行為的法律制度還不夠完善，環保社會監督的法律機制仍有待完善。
在環境經濟政策方面，運用的空間有待拓展，法律法規支撐不足，現有政策之間協調與配套措施不夠，技術保障不力。
一個完善的環境法律體系，既要有對現實的針對性，也要有對未來的前瞻性、權利義務的均衡性。有了問題意識，有了努力方向，未來的環境法治可期可待。
我們期待，四中全會后環境法律的強制性更強。
法律的生命，在于不折不扣的實施。在總體上解決有法可依問題的情況下，有法必依、執法必嚴、違法必究問題就顯得更為突出。
一個不容回避的現實在于，我國現行環境法律法規標準的強制性依然偏低，環境執法手段偏軟，對違法企業的處罰額度過低。
違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，導致環境法律的很多規定被“架空”，出現了輿論詬病的“空殼化”。
一些地方保護主義盛行，一些污染企業寧繳罰款不上治污設施，一些污染項目“先上車后買票”……根源大多在此。
出現上述問題，既有立法不足的問題，也有行政執法、司法不到位的問題。現在看來，這些問題到了必須盡快解決的重要關口。
我們期待，四中全會后環境法律的前瞻性更強。
隨著我國經濟社會步入新常態，環境保護也迎來新常態。在這一階段，新情況出現的速度可能超出預期，新要求提升的速度可能超出預期。這就要求環境法律體系能夠適應新情況、新要求，體現出更強的前瞻性。
有些法律剛制定不久就要修正甚至修訂，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經濟社會變化太快了，相應的環境法律前瞻性不足，跟不上形勢發展需要。
可以預見，隨著四中全會后依法治國的深入推進，這種局面有望得到扭轉。一方面不要等問題出現甚至矛盾激化后才著手完善法律，另一方面能夠在更長遠、更科學的基礎上制修訂法律。
我們期待，四中全會后環境法律的操作性更強。
環境立法中為數不少的法律被稱為“政策法”，存在著大量的指導性、建議性、鼓勵性條款，具體執行起來很難落地，需要進一步修訂完善，增強其執行力和可操作性。
同時，一些新規定、新要求，由于缺乏實施細則，基層容易產生不敢用、不會用、不愿用等情況。我們期待，今后的環境法律能夠及時出臺更多的實施細則，不僅明確“該做什么”，而且明確“怎么去做”。
我們注意到，環境保護部目前正在就《環境保護按日連續處罰暫行辦法》、《實施環境保護查封、扣押暫行辦法》、《環境保護限制生產、停產整治暫行辦法》、《企業事業單位環境信息公開暫行辦法》等4個文件征求意見，這是增強新修訂的《環境保護法》操作性的重要實踐。
我們期待，四中全會后環境法律的權責更均衡。
一個完整的法律體系，不僅要明確責任，也要賦予權力，并盡可能地追求權力和責任的均衡。
一個完整的責任體系，不僅要有嚴厲的失職問責規定，而且要有合理的盡職免責條款。
近年來實施的一系列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，賦予了環保部門很多新權力，也明確了很多新的責任。然而，與權力相比，責任追究體系仍有待完善。
在環境管理盡職免責方面，到目前為止我國尚無專門的法律規定。我們期待，今后的環境法律能夠在責與權之間實現更合理的平衡。
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后將發布《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，這讓我們有更充足的理由相信，上述期待將加快成為現實。
當前，環境保護既處于任務繁重、壓力空前的艱難時期，又處于有所作為、解決新老問題的關鍵時期。在這一歷史階段，依法治國戰略的強化，必將為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注入源源不斷的生機和活力。
正因為此，對于實現天藍、地綠、水凈的中國環保夢，我們信心滿懷。
| 來源：中國環境報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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